十面“霾”伏中的城市生活：商店里口罩卖断货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翻译和译介工作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二、新兴权利研究的反思 尽管法学界对新兴权利开展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对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讲，无论是法学理论的研究进路，还是部门法学的研究进路都普遍存在理论研究层次不够高、学术贡献不够大、知识增量不够明显等问题，甚至有些研究所创设的新型权利概念直接违反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常识。

[13]有的学者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来分析免于贫困的权利，等等。诸如被遗忘权、冷冻胚胎的监管处置权和祭奠权等新兴权利类型都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个案的方式逐步呈现。具体来讲，当下中国新兴权利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过分关注与权利有关的现象，而缺乏将这种与权利有关的现象上升为法学研究的理论自觉。[21]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904号民事判决书。而事实上，相当多的新兴权利直接指向了国家。

法学界也普遍将福利性权利视为一种新兴权利，并试图从新兴权利角度对福利性权利进行研究，并主张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保障这种新兴权利的实现。在未来的新兴权利研究过程中，我们更应当进一步加强比较研究。张圣斌、范莉、庄绪龙：《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归属的认识》，《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

[18]姜福东：《祭奠的习俗与祭奠权纠纷》，《河北法学》2008年第5期。如果与上位价值相冲突和矛盾，这就说明这种新的权利诉求及其新的规则缺乏合法性基础。本文以冷冻胚胎上的权利诉求为例展现新兴权利研究的典型范例。现有新兴权利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诸如新兴权利的概念和内涵、判定标准、生成规律和权利实现等方面，建基于我国法律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过分强调了立法维度上的新兴权利研究，忽视了新兴权利的司法维度。

关于冷冻胚胎的新兴权利诉求无法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角色进行理解，消极的国家角色无法应对实践中冷冻胚胎上产生的问题，诸如冷冻胚胎在提供者死亡后的处置问题，这涉及医院和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分配。因为概念和范围系统凝结着人类的认识史，结晶着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能够对事物即观察对象做出超越经验性描述的规律性的解释。

享有排除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获得的证据的权利就是公正审判权的一种域外扩展。第三种方法是法官通过转介条款借助于公法规范或者道德规范保护当事人主张的某种利益。[12]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3]侯学宾、李凯文：《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的辨析与批判——以霍菲尔德权利理论为分析框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6)新兴权利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四，具体新兴权利研究。诸如关于商品化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成，[20]还有关于隔代探望权，学界呼吁应该修改婚姻法，将探望权的主体扩展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形成一种新兴权利。但是，这些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适用上，而对于借助新近兴起的以权利相关现象来推动权利理论发展则重视不够。这种交互性维度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的色彩。

第三，新兴权利的比较研究。知识增量是评判学术进步的重要指标。

[11]程燎原：《权利理论研究的再出发》，《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从西方新兴权利的相关研究来看，它是在以提升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这一大背景下逐步展开的。

以交易费用概念为例，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成本主要局限于原材料、机器损耗、劳动等范围。[28]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法学家》2013年第5期。该文对新兴权利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进行了分析。[21]过度关注新权利的创设而忽视实践中的权利推定会导致一种严重的后果，即忽视权利创设和权利推定在权利生成中的相辅相成关系，导致新兴权利研究的瘸腿化。从方法论上讲，抽样的目的是从被抽取样品单位的分析、研究结果来估计和推断全部样品特性，其基本要求是保证所抽取的样品单位对全部样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问卷分析是问卷调查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分析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问卷调查法的效度。

利益论主要考虑权利的特性在于保护权利主体特定的或重要的利益。然而，这些研究更多采取的是传统的价值分析方法，即研究者从自己心目中关于美好事物和理想状态的观念以及关于什么是正当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准则出发，来判断某项新近兴起的与权利相关的现象是否能够上升为法律权利，并通过相应的制度构设来实现有力保障。

【中文关键词】 新兴权利。前者强调将一种新近出现的与权利相关的现象上升为一种具体的权利类型，后者则强调在新的时空场境下，一种既有的权利类型在主体、客体、属性、权能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或扩展。

[15]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而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国家职能的转变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能够为中国建立或完善相关制度提供重要参考。魏治勋：《新兴(新型)权利研究的最新进展——以首届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中国研讨会入选论文为分析对象》，《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因此，法学界应当高度关注法治实践中的新兴权利问题。第二种方法是法官并不创设一个新的权利名称，而是将需要保护的某种‘新权利解释进立法已经明确规定的某一种权利类型中。

[28]按照体系化的要求，逻辑性与同一性，是一个体系有效的必备要素。证成某项新的主张和诉求是一项权利的主张和诉求是开展新兴权利研究的前提。

[16]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它强调的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一种用以享有或者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

[4]随后，法学界陆续有学者提出环境权、隐私权、知情权、信息权、配偶权、沉默权等是一种新型权利的观点，并正式提出了新型权利的概念。最后，在坚持体系化的前提下，推动权利体系的发展。

就既有的法学研究而言，学者们更为热衷于研究新类型的权利，而对既有权利形态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出现的新现象与新样态关注不够。(3)新兴权利的生成机制。二是可以校验某种理论的解释力，从而推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第二，新兴权利在传统权利体系中获得自身的位置需要理论上的证成。

尽管中国法学学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会引用一些西方的相关研究或案例，但大多是片断的，难以从整体上理解西方新兴权利的发展。[14]郑智航、王刚义：《宽容意识与权利话语的逻辑转向》，《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

它们普遍存在过分关注与权利有关的现象、缺乏研究方法、消费既有法学理论、忽视司法保障和没有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研究新兴权利等诸多问题。从具体研究来看，这种进路又可以分为公法研究进路和私法研究进路。

[16]这种实践中的新兴权利大多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因为司法往往是最先接触到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权利主张或需求，在尚待或缺乏立法确认之前，作为新兴法益的新兴权利往往是、也只能是在个案中通过司法给予衡量、甄别、确认。然而，遗憾的是，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心理学方法、经济学方法、逻辑学方法等研究新兴权利的成果很少。